先從四個玩家了解起，1960年代，控制美國核電反應堆市場的，是四家大公司：西屋電氣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巴布科克?威爾科克斯公司(簡稱巴威公司)、燃燒工程公司。

這四家公司有什么奧妙之處呢?先從西屋公司講起，二戰結束后，在“海軍核動力之父”里科夫的說服下，西屋公司成立了核能開發部門，進入神秘的核技術領域。

在1948年，因為里科夫的大力支持，西屋公司獲得了原委會新成立的貝蒂斯原子能實驗室的運營管理權，地點就在其公司總部匹茲堡的城郊。在海軍和幾個國家實驗室的通力合作下，貝蒂斯實驗室研發了壓水反應堆，并應用在世界第一艘核潛艇“鸚鵡螺”號上。

在“鸚鵡螺”號核潛艇反應堆的研制過程中，西屋公司進行了不少創新性工作，突破了許多技術瓶頸，對后來的核電技術走向影響重大，比如燃料元件包殼材料鋯合金的應用、耐高溫高壓容器等特殊設備的研制等。

正是由于在第一艘核潛艇項目上的成功，堅定了里科夫走壓水堆技術路線的信心，隨后支持、選擇西屋公司設計、制造了美國第一座大型核電廠——希平波特核電廠——的反應堆及主蒸汽供應系統。

在此基礎上，西屋公司趁熱打鐵，又往前走了一步，設計供應了揚基核電廠的140MWe反應堆，并于1960年8月正式投運。緊接著在1962年，賣出了兩個功率更大的核電反應堆，一舉成為初生的核電市場的先行者和領導者。

另一位“帶頭大哥”通用電氣公司，進入核領域的時間更早。1946年，公司高層就預見到核技術未來發展的趨勢，遂說服曼哈頓工程的負責人格羅夫斯將軍，獲得了漢福特基地的钚生產反應堆的運營合同。

作為交換，隨后成立的原委會，同意在通用電氣公司總部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附近建立一個核能開發中心和一座實驗反應堆，并由其負責運營。這個核能開發中心，就是諾爾斯原子能實驗室。

到1950年代中期的時候，通用電氣公司主席認為，“在未來，原子是電力，電力是通用電氣的業務。”

基于在軍用反應堆上獲得的核工程經驗，通用電氣與愛達荷國家實驗室合作，開發了商用沸水反應堆，在1957年建成投運示范性質的瓦列西托斯沸水堆核電廠。

1960年初，通用電氣設計的180MWe的德累斯登核電廠1號機組投運，成為美國第一個完全商業化的核電廠。

1959年底的時候，財大氣粗的通用電氣公司核能部門，雇傭的員工超過14000人，用于核能研發的資金超過2000萬美元，超出當時任何一家美國公司。

這使得它在沸水堆技術方面進步神速，很快就與西屋公司起駕并驅，成為美國乃至世界核電市場上的兩大巨頭。

隨后進入核電市場的巴威公司和燃燒工程公司，都是老牌的火電廠鍋爐和配套設備制造商，走的都是西屋公司的壓水堆技術路線。

巴威公司第一次跟核技術打交道，是為海軍反應堆研制大型關鍵設備。1953年，公司也成立了核能部門，為愛迪生聯合電氣公司設計、制造的印第安納角核電廠1號機組，在1962年建成投運。

和巴威公司類似，燃燒工程公司也是通過給海軍制造反應堆大型設備和燃料元件，踏入核行業的。1950年代中期，公司收購了阿貢國家實驗室的一個反應堆專家創立的通用核工程公司，開始涉足核電市場。1966年，和密歇根州的消費者電力公司簽訂合同，賣出了第一個商用反應堆，即帕里薩德斯核電廠。

1968年底，西屋和通用兩大公司基本主導了美國的商用反應堆供應，占據了77%的市場份額，巴威公司和燃燒工程公司則緊隨其后，瓜分了剩余的市場份額，形成了“兩大兩小”的格局。

核電市場的噴發和硝煙，主要是由兩家大公司引起來的。

知道這四家公司，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核電項目主要涉及到兩大市場主體：一是反應堆供應商，作為賣方，設計、制造反應堆和配套設施;二是電力公司，作為買方，購買反應堆，并配置到電力供應體系中。

此外，還有諸如鈾礦開采、冶煉、元件制造和廢物處理等領域，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務。

作為反應堆供應商，主要是提供行內稱之為“核蒸汽供應系統(Nuclear Steam Supply System)”的關鍵設備，也就是反應堆一回路系統設備，包括反應堆和配套設備，如壓力容器、泵、管道、蒸汽發生器、安全和控制系統等。當時的幾家反應堆供應商，都能提供設計和制造核蒸汽供應系統在內的一攬子服務，雖然有些設備是分包給其他公司制造，但對整個一回路系統承擔質量責任。

在核電的起步階段，由于核技術的軍用背景和高度復雜性，電力公司對之非常陌生，再加上美國電力工業沒有實行國有化，都是由私營公司運營，經濟性考量非常重要，所以沒有建造核電廠的內在動力。

在此情況下，美國核電成了一個買方市場，掌握了反應堆和關鍵設備設計、制造技術的供應商，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說服電力公司購買反應堆新建核電廠，而不是繼續上馬火力或水力發電廠。

進入1960年代后，隨著第一批原型核電廠陸續建成投運，美國核電由實驗示范階段邁入快速發展階段。西屋和通用兩大公司認為，在原型堆基礎上進行技術改進后的第二代核電廠，已經可以和美國東北部和加州的火電廠經濟性不相上下了，因為那些州的煤炭價格高。

為了鼓勵電力公司購買反應堆，通用電氣公司大膽采用了一種名為“交鑰匙”工程的市場營銷策略，給缺乏生機的核電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所謂交鑰匙工程，就是反應堆供應商不只是提供核蒸汽供應系統，而是作為總承包商，提供從核電廠設計、采購、建造和調試在內的整個服務，直至交給電力公司一個可以直接運行的核電廠。

1963年，通用電氣公司與澤西中央電力與電燈公司簽訂了史上第一單交鑰匙工程合同，為后者建造一座515 MWe的牡蠣灣沸水堆核電廠。作為條件，電力公司只需支付6600萬美元的固定費用即可，其他完全不用管，通用電氣甚至承諾可以代為申請取得建造批準和運行許可證。平均每千瓦129美元的單位造價，比當時橡樹嶺新建的900MWe的奔牛火電廠還低20美元。

接下來的1964年，通用電氣在它的產品目錄中，列出了反應堆功率范圍從50MWe到1000MWe各種容量的核電廠，而且造價低得驚人。

牡蠣灣合同，開啟了美國核電廠交鑰匙商業模式的大門，標志著核技術的競爭屬性正式登上市場舞臺。面對老對手使出的殺手锏，西屋公司沉不住氣了，也開始提供交鑰匙工程服務，雙方開始了激烈的反應堆市場價格戰。無奈之下，巴威公司和燃燒工程公司不得不加入這場市場爭奪戰，也相繼開出了類似的反應堆價目表。

1966年6月，不堪經濟重負的通用電氣率先宣布停止交鑰匙工程服務，恢復到原初的提供核蒸汽供應系統商業模式。隨后，其他三家公司也紛紛步其后塵。事實上，交鑰匙工程合同給幾家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務虧損，但對電力公司起到了很好的催化效應，紛紛相信核電是一項明智的投資。

事后來看，以盈利為目標的核電供應商，之所以紛紛開出看上去難于收回成本的極低造價，合理的推測是所謂的“規模經濟效應”，即“愈大愈便宜”：利用低廉的固定造價，作為招攬生意的“入門券”，急切地推動電力公司從火電轉向核電;等到電力公司熟悉并愿意大量采購核電廠后，他們相信很容易從以后改進的反應堆上，撈回這筆損失。

為了解決核電廠的經濟性問題，反應堆供應商想出來的辦法，是把反應堆功率增大，如此就可以降低每千瓦核電的估算建造成本了。

1960年代中期以前，通過“設計外推”的方式增大功率，已經被西屋和通用及其他公司廣泛用在火電機組上，而且似乎行之有效。自然而然地，他們將這種實踐推廣到核電機組的設計上。

于是，核電廠的設計電功率，從500MW上升到800MW，甚至1000MW，而同時期運行的核電廠尚停留在200MW的階段。整個1960年代，反應堆設計一直處于改進變化當中，各個反應堆供應商總是力圖使反應堆功率更大。比如，1963年—1969年原委會頒發的38個核電機組建造許可證當中，其中28個反應堆功率超過800MW。

沒有兩個核電廠設計是相同的，甚至同一個核電廠的兩個反應堆機組也不盡相同。各個公司競爭的經濟壓力如此之大，以致于還不等前一個反應堆建成，后續更大功率的反應堆便匆匆開工。

也是在1966年6月，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宣布，準備在阿拉巴馬州的田納西河畔，建造一座布朗斯費里核電廠。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服務范圍位于傳統的產煤區，煤炭價格歷來較低，所以不建火電而上馬核電項目的決定，在電力市場上造成的沖擊，比牡蠣灣合同的影響還大，標志著美國核電發展大浪潮的正式來臨。當時的《財富》雜志，對此評論道：“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決定，相當于在煤地里引爆了一顆原子彈。”

布朗斯費里核電廠采用通用電氣的沸水堆技術，包括兩臺機組，電功率各1063MW，成為當時世界上反應堆功率最大的核電廠，震驚了整個電力市場和煤炭行業。煤業公司不得不紛紛降低煤價，來應對核電的蠶食，此舉刺激西屋和通用電氣進一步降低反應堆賣價、增大反應堆功率。整個美國電力市場，一時狼煙四起，競爭非常激烈。

電力公司巴不得遇到這種局面。再加上1963年末通過的《清潔空氣法案》，火電廠成為首當其中的整治對象，聯邦政府強制要求加裝脫硫處理設施，火電運營成本一下子飆升了許多，電力公司便紛紛將核電作為替代能源，與四家反應堆供應商簽訂核電機組采購訂單。

種種因素作用下，輕水堆核電廠在美國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并在1966—1967年和1972—1973年間分別達到頂峰。1966年，電力公司共購買了20臺核電機組，其中通用電氣9臺、西屋公司6臺、巴威公司3臺、燃燒工程公司2臺，占當年電力供應量的36%;1967年，各核電供應商賣出31臺核電機組，西屋公司13臺、通用電氣8臺、巴威公司和燃燒工程各5臺，占當年訂貨電力容量的49%;1968年，訂貨量降至17臺，但所占比例仍然高達47%。

1973年，因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而爆發能源危機，美國出現了第二次核電廠訂貨高潮。當年就簽訂了41臺機組訂單，創造了全世界核電銷售的紀錄;而1973年美國核電的裝機容量，也占到全世界的62%。到1974年，美國已有54臺核電機組投運，另有197個訂單待建。

1974年，也是美國核電的“分水嶺”。從這一年開始，美國核電訂單呈“斷崖”式下降，不但未簽訂有新的訂單，而且很多電力公司開始紛紛暫緩原訂單的建設，最后很多訂單甚至干脆被取消了(大多數是三里島事故后取消的)，從此進入漫長的停滯期。

盡管如此，得益于在1965—1975年“黃金十年”的高速發展，美國奠定了在世界核電行業的霸主地位，時至今日核電運行機組數量仍然超過100臺，長期高居世界第一。

在這股核電發展浪潮中，反應堆數量的快速增加和功率的不斷增大，給安全監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公眾開始擔憂與質疑核電的安全性。在此過程中，幾個重大核安全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引起了曠日持久的討論與爭議。

說完國際，說我國，關于我國核電的發展，在小編看來，一直是以一個合理的速度發展著，我國核電發展主要經過三個階段，一是起步階段，二是積極發展階段，三是現階段(自主自強和加快出口階段)。

起步階段：

我國大陸核電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起步。1984年第一座自主設計和建造的核電站--秦山核電站破土動工，至1991年12月15日并網成功。期間，還分別建成了浙江秦山二期核電站、浙江秦山三期核電站、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廣東嶺澳一期核電站和江蘇田灣一期核電站等。

積極發展階段：

進入新世紀，中國核電邁入批量化、規模化的積極發展階段。截止2010年10月，國家已核準34臺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達3692萬千瓦，其中已開工在建機組26臺，裝機容量為2881萬千瓦，在建規模居世界第一。

現階段：

中國核電從自行設計、建造第一座30萬千瓦秦山核電站起，目前已建成浙江秦山、廣東大亞灣和江蘇田灣三個核電基地，建成投運核電機組13臺，裝機容量1080萬千瓦。

總之，核電發展的邊際條件正在發生變化，而固有優勢依舊穩固。

一、核電發展邊際條件變化

中央重提持續擴大內需，核電為代表的高端裝備制造業是發展重點。因為核電產業鏈長且投資額大，核電建設能夠拉動內需和抵御外貿波動，一臺百萬千瓦機組可帶動近200億投資。

我國已開發出自主三代核電技術，安全性較二代技術提高一個量級，設計壽命由40年提升至60年，國產化率已提升到85%以上。

全社會用電需求回暖為核電發展打開了空間。今年1-4月份，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9.3%，較去年同期提高2.6個百分點。

二、核電的固有優勢

核電是唯一同時具備基荷電源和清潔能源屬性的發電方式。

核電初期投資較大，但運行階段排放物少、燃料消耗小，全壽期成本競爭性非常強。利用平準化度電成本計算，核電經濟性優于火電、光伏、風電。

而近期臺山、三門1號裝料完成標志著核電新項目核準即將拉開序幕。

核電作為我國能源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能源局監管總監李冶在大會上表示，面向2035年，核電要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促進能源結構優化調整和低碳轉型、深化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承擔更加重要的任務和責任。

李冶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核電已成為東部沿海地區清潔能源的主力之ー。截至目前，我國大陸地區在運核電機組38臺、裝機容量約3700萬千瓦，在建18臺、裝機容量約2100萬千瓦，全部布局在沿海地區的電力負荷中。“北部的風、西北的光、西南的水、東部的核”的非化石能源多元開發格局正在形成。

核電技術實現從二代到三代的轉型升級。廣東臺山EPR和浙江三門AP1000全球首堆成功裝料，開發出自主品牌的華龍一號、CAP1400等三代核電技術，示范工程全面啟動，三代核電產業鏈基本形成。高溫氣冷堆、實驗快堆、小型堆等先進核能系統研發應用也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梯次推進、持續發展的技術布局。

同時，核電走出去及國際產能合作形成新格局。華龍一號自主技術實現整套出口，海外投資建設核電機組達到8臺、670萬千瓦。與美、俄、英、法等大國間核能合作不斷鞏固和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層次不斷深化，我國在全球核電產業中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持續得到提升。

中國廣核集團總經理張善明也表示，目前，我國的二代加核電機組正高端穩定運營，三代核電技術已進入結出實際成果階段。臺山一期實現了對芬蘭和法國先期開工項目的趕超，成為了全球首座完成裝料的EPR機組;三門一期攻堅克難，完成了全球AP1000首堆項目裝料，中國核電正愈發受到世界的矚目。

吳新雄表示，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核電正在實現由“跟跑”“并跑”向全球“領跑”的轉變。核電行業正在全面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加快核電“走出去”步伐，我國核電發展正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期。

戰略機遇期需科學謀劃核電布局

肯定成績的同時，大會也提出了核電行業存在的一些不足。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3582萬千瓦的核電裝機規模約占全國發電總裝機容量的2%;2017年核電發電量占全國總發電量3.94%，遠低于全球11%的平均水平。

“到2020年，在運機組要達到5800萬千瓦的預期規模還有很大難度。所以開工建設3000萬千瓦的目標也需付出更大努力。”李冶表示，我國在核能領域的創新能力與核電強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一些核心技術一定程度上還受制于人;高端裝備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在發展環境上，核電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建設還不完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有待提升，核電發展的政策環境有待進一步健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障性作用發揮還不充分，核電發展的市場環境有待進一步規范;核電社會公眾接受水平也亟待提高，核電發展的社會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這些問題都需要采取措施認真解決。

李冶也表示，今后一段時期，是我國核電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核電發展的任務很重，也會面臨一系列的新形勢、新情況和新問題。他建議，核電發展要納入大的能源系統、生態系統，深入研究未來能源結構、各電源品種及大電網網架布局，科學制定面向2035年的新一輪核電發展戰略，實現核電與其他新能源的全面協調發展。科學謀劃核電布局和規劃實施路徑，按節奏分批、分步啟動實施，保持相對穩定的建設節奏和合理的建設規模，形成標準化、批量化效益，提升核電經濟競爭力。妥善解決核電消納、調峰、安全、經濟等問題，提高核電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要更加注重核電科普宣傳、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贏得更多的公眾信任和支持，努力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同時，全面梳理可能制約我國三代核電規模化發展的技術瓶頸。瞄準未來核電發展前沿技術，加大基礎性、原創性核電科技創新支持力度，精心謀劃、提早布局，精心組織實施，形成“推廣一代、開發一代、預研一代”的系統布局，不斷探索新的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商業模式和經濟增長點，搶占未來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總而言之，核能作為一種清潔、高效、穩定的發電方式，是我國實現氣候變化減排要求的必然選擇，而環境與氣候變化因素正改變世界能源發展方向，也會成為世界能源技術和政策調整的最大推動力。

歷史上的核電大躍進終將逝去，等待我們的是更多的機會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