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公眾對核電安全性的擔憂和“鄰避效應”日益凸顯。公眾的擔憂和核恐懼是核電發展的制約因素，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發生，極大地刺激了公眾的恐核心理，核電“鄰避效應”日益凸顯。2015 年8 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術研究所所作的2600余份有效調查問卷中，60%的受眾表示未被告知核電的安全性。在受訪的人群中，表示支持核電發展的人并不希望核電站建在自己家門口。近年發生的廣東江門“反核燃料廠事件“、江蘇連云港”反核廢料事件“等說明民用核設施的“鄰避效應”依然嚴峻。公眾對核電的理解及支持已經成為核電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加強科普宣傳和輿論引導，減少并消除人們對核能利用的擔心和恐懼，已成為核電發展的重要制約。

二是建設拖期、部分標準缺失導致核電建造成本高，經濟性受到影響。核電項目投資巨大，建造周期長，從建設到并網發電，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造成工期延誤和投資成本上升。據《原子科學家公報》報道，2017年全世界在建的55座核反應堆中，有60%面臨延誤和預算超支。第三代核電建設普遍出現了工期延誤，芬蘭和法國的EPR 項目和美國AP1000 項目均出現超支和工期延誤，給阿海琺和西屋公司造成重創。中國的第三代核電建設也出現工期延誤、建造成本增加等問題，對首批三代核電的經濟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同時，部分涉核標準缺失，導致成本增加。一些制造工藝復雜程度不斷提高，材料標準要求不斷提升，以及核電常規島部分遠高于煤電建設標準等情況，安全冗余度越來越大，無形中抬高了設備制造、核電機組建造和運行成本，使得核電的市場經濟性面臨著日趨艱巨的挑戰。

三是利用小時數、交易電價下降給核電發展帶來壓力。中國經濟和電力供求關系進入了新常態，競價上網、限制上網電量等措施的實施，使核電設備利用小時數下降，降低了核電利用水平，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2017 年全國核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數7089 小時，設備平均利用率81.14%，紅沿河、昌江、防城港等核電機組設備利用率較低，部分機組設備利用率低于70%。2018 年核電設備利用小時為7184 小時，同比提高95小時。與2017 年相比，大部分省份核電利用小時有所提高，僅江蘇和廣東分別下降268和1053小時。核電與其他形式電源在電力市場競爭激烈。市場電量比例逐步上升。部分核電企業2017 年市場電量為20%左右，個別省份(福建)接近50%。核電交易電價既低于核電標桿電價，也低于煤電標桿電價，企業盈利能力下降。

四是投資主體的局限性制約了核電發展。目前，除中核、中廣核之外，國內五大發電集團或多或少涉足核電產業，其中，國家電投走的靠前，擁有了自己的三代非能動系列技術，華能控股建設高溫堆，大唐、華電、國電也參股投資了不少核電項目。可以說，五大發電集團對核電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華能、大唐、華電、國電十幾年的努力，開發了不少核電廠址，但仍未實現控股壓水堆項目的突破，耗費的財力是巨大的。常規電力與核電有區別，但也有共性，它們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都是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和能源工業的中心。核電可以充分借鑒我國電力市場體制改革四十年的經驗成果，重點應該堅持市場化取向，在深化改革中解放思想，開放投資市場，激發市場活力，加快推進核電投資主體多元化、市場化。這對加快發展核電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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