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

　　清晨六點的號角聲劃破北方長空，驚醒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的一眾少年學員。

　　身穿背心短褲的學員們奔至茵茵操場，在晨練中你追我趕。

　　大將陳賡時任院長，他被年輕人的歡歌笑語所吸引，饒有興致地走出辦公室，默默地在操場邊踱步，看著小伙子們跑圈。

　　陽光灑在一名上海少年肩上，陳賡與其四目相對。

秦山核電一期副總設計師繆鴻興

　　這名少年是繆鴻興，一名剛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畢業，被光榮地選拔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就讀艦船電氣專業的學員。

　　從踏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那一刻起，繆鴻興的人生從此與眾不同。

　　誰都不曾想到，未來的近70年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核電事業將因為包括繆鴻興在內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這群學員，打開一扇嶄新的窗。

　　繆鴻興大開大闔卻始終如一的核電人生，從這里開啟。

　　“光桿司令”南遷

　　從1962年到1967年，短短5年間，繆鴻興經歷了來哈軍工之后的第一次跌宕。

　　時間倒退回更早幾年，那會的繆鴻興意氣風發，剛剛開始學習艦船電氣專業，似乎有著使不完的力氣。

　　學習之余，他會和同伴們結伴在哈爾濱城里出行。說是出去散心，但他們一般是當做“長途行軍”準備的，照樣只穿平時晨練時候穿的短褲背心。

　　他笑言：“一上街，當地人都會多看我們幾眼。”

　　簡單、熱情、執著，是繆鴻興在哈軍工苦讀時的性格關鍵詞。六年的讀書時光一晃而過，算上一年預科，五年艦船電氣專業的學習時間一晃而過。這為繆鴻興未來的核電人生，打下了堅實的第一步。

　　1960年畢業后的繆鴻興，正式進入哈軍工318教研室(負責海軍核潛艇動力裝置方向相關教學研發工作，后整體劃入205教研室)擔任教學工作，他的第一份事業宏圖盡展眼前。

　　不過，自1962年起，核潛艇工程突然下馬，上級決定對205教研室實行“留點緩辦”，只保留教研室建制，學生全部轉到其他專業。

　　繆鴻興突然變成了一名“光桿司令”。

　　不得不停止教學工作的繆鴻興，沒有止步，也沒有頹廢。相反，他和同伴們繼續編寫講義、建設相關實驗室，依舊忙得熱火朝天。

　　他不是沒有負面情緒：“說實話，當時雖然沒閑著，但不能參與一線教學、科研實操工作的現實讓大伙兒還是挺難受。”但是，他的人生字典里終究沒有“放棄”二字，也沒有“轉行”二字。

　　就在那時，繆鴻興順理成章成為了教研室反應堆控制實驗室的負責人，開始頻繁積累一些相關方面的實驗室經驗。

　　短暫的沉淀之后，繆鴻興的人生軌跡，很快和中國當時一項關乎核電發展的重大政策決定，融匯到一處。他未曾想過，一場關乎中國核工業發展起步的浪潮，正愈來愈近。

　　率先釋放宏觀信號的城市，是上海。

　　兩名回上海探親的同事帶回來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搞核電站啦!”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從未有過的開山之作。囿于缺乏人手，醞釀當中的核電站，很多工作甚至依賴于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做。

　　繆鴻興知道，機會來了。“光桿司令”拿出了剛入校時身穿背心短褲晨練的韌勁和熱情，他難掩興奮：“聽到這個消息我們一合計，干脆一起寫個報告，請求參加一線建設!上級的批復很快到了：同意!”

　　1967年7月，繆鴻興和205教研室在內的一行23人(含家屬)舉家南遷，加入當時上海成立的“122工程籌備處”的核電站建設隊伍中。

　　他的核電人生，即將在上海迎來一次重大轉折。

　　突如其來的匯報

　　“繆鴻興，你要跟歐陽予、趙嘉瑞他們一起去北京向周總理匯報。”

　　事隔幾十年，這句話依舊時不時蹦出來，回蕩在繆鴻興的耳邊，仿佛剛剛發生在昨日。

　　那是1974年。

　　中央決定專門召開一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討論壓水堆方案，并要求728院派專人參會，負責向包括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內的與會領導、專家做講解。

　　中央作出上述會議決定的重要原因在于，“122工程籌備處”核電站建設小組對壓水堆的專項研究已經取得令人可期的階段性成果，繆鴻興，便是參與該項研究的人物之一。

　　時間的長鏡頭持續拉長，拉回到更早的年月中。那時，初至上海，加入“122”小組(1970年2月8日，為了響應周恩來當年關于在上海建設核電站的指示，上海市科技組成立上海市728工程處，“122籌備處”改名為“728”工程處)的繆鴻興，正意氣風發地埋頭扎進壓水堆專項研究中，如魚得水，迅速成長。

　　從1973年開始，他與團隊成員還曾共同針對壓水堆搞了一年多的研究設計，試圖印證其可行性。

　　正當繆鴻興沉迷于研究中時，一個即將影響他一生的重大驚喜悄然而至。

　　他被組織選中了。在上述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召開的前兩天，728院的一位負責人士告訴繆鴻興，他將成為負責向包括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內的與會領導、專家做講解的人員之一。

　　繆鴻興一聽，整個人懵了。那一年，他39歲。

　　1974年3月31日的下午，繆鴻興和歐陽予(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的總設計師)、彭士祿(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趙嘉瑞等一行人，懷揣關乎開創中國核電建設先河的壓水堆設計模型，叩開了人民大會堂新疆廳的大門。

　　這一行人到達時，整個會場已經坐滿來自中央、部委及各相關單位的百余位人員。

　　當看到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及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領導人時，繆鴻興的心開始“撲通撲通”地跳。

　　他打開圖紙，攤在地上，整個人半跪在地上，用手指著圖紙做匯報。

　　匯報過程中，周恩來提出了自己最關心的問題，即核電站的安全和廢料處理的問題。聽完繆鴻興的匯報他拋出疑問：“高放乏核燃料你們打算怎么處理?”隨后，又提問關于廢水處理的問題。

　　更大的驚喜在后面。

　　那場會開完，繆鴻興等一行人滿載而歸：中央批準了其建設壓水堆的方案，同時周恩來親自同意給728工程撥了8000萬人民幣用于后續科研建設工作。在當時，這是難以想象的天價。

　　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的誕生由此啟程，而繆鴻興，也有了一個新身份——“秦山一期核電”副總設計師。

　　對于他來說，這場突如其來的匯報安排，以及投身中國首座核電站建設的經歷，并沒有打亂他潛心研究的步伐，也沒有帶給他翻天覆地的榮譽加持。

　　低調、謙遜，是繆鴻興每每回憶起這次匯報時的態度：“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歷史，而是整個集體努力的結果。”

　　緩慢清晰的個人講述中，繆鴻興不厭其煩地使用著“集體”這個詞。

　　“我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怎么能輕易放下?”

　　“你好，記者同志，我是繆鴻興。”

　　2019年的一個秋日午后，面對經濟觀察報記者，繆鴻興如此開場白。

　　對于曾參與中國核電開山之作的輝煌經歷，他的語氣平和有加，甚少表露情緒起落，即便談及過往最艱辛的特殊歲月，繆鴻興也僅僅用一句“耽誤了一點時間，走過一點彎路”淡淡帶過。

　　其實，在接受記者采訪邀約后，他主動放慢了節奏，特地準備一個晚上，邏輯分明地整理、回顧了自己的核電人生。

　　較真，不打無準備之仗，是繆鴻興對人待事的特點之一。

　　時間再次倒退回1974年那場令人難忘的匯報前夜，繆鴻興沒有休息，而是在心里來回“過”匯報內容。突發狀況緊隨而至，有人發現，我們帶來的核電站模型控制棒無法驅動了。他當場急出一身冷汗：這可怎么向總理交代?

　　繆鴻興和同伴們一起圍著模型轉圈，七嘴八舌，最后終于讓控制棒又動了起來。一看時間，已經接近凌晨了。

　　正是這樣無數個投身堅持的“凌晨”，不知不覺間，連接起繆鴻興的一生，也連接起中國核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出國門進而參與世界核電技術競爭的的歲月。

　　回顧一生，繆鴻興沒有給出更多的形容詞。他思慮再三，認真地給出三點建議：

　　第一點，核電站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搞下去，而且要用國家最先進的技術和科技來搞;

　　第二點，核電站要實踐一代、研究一代。時間寶貴，在預研方面中國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充分利用好分分秒秒發展核電技術;

　　第三點，對高放核廢料的處理一定要重點研究。周總理四十五年前對核電站最關心的，就是廢料的處理問題。目前來看，中國現有的技術還只能采取深埋或者照射減少衰變期的方式進行，仍不盡善盡美。

　　繆鴻興說：“我們要對子孫后代負責，也要對我們人類的生存環境負責。這一點必須要用國內最先進的科技技術去搞，萬萬馬虎不得。”

　　時至2019年，此刻距離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秦山一期核電站并網發電的1991年12月15日，整整過去了28個年頭。

　　在這28年間，繆鴻興沒有停下，因為在他看來：“我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事業，怎么可能輕易放得下呢?”

　　直到2017年，已達82歲高齡的繆鴻興，依舊會不定期和部分地參與國核自儀工程有限公司的 NuPAC和NuCON的開發和研究工作。

　　當他持續與中國核電發展共振之時，2017年底，他還做過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那一年，他一鼓作氣，登頂海拔1860余米的黃山光明頂，意氣風發之態，一如1954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中那個晨練的少年。“核電赤子”繆鴻興，依舊在奔跑。

　　他的核電人生，不會按下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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