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核能國際合作面臨的新風險

政治風險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危害人類健康，同時引發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中美兩國在疫情中未能重演攜手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國合作，導致中美之間、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關系不確定性大大增加。由于核能國際合作具有技術敏感、長期合作等特點，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和外交關系可能會對我國與美國及其盟國的核能合作帶來潛在政治風險，需要引起國內核能行業的高度關注。

合作國別風險增加。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對我國核能國際合作重點合作國家的經濟發展、政府財政等方面產生了不利影響，部分重點市場國別風險有所增加。阿根廷政府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增加，未來債務重組可能會對核電項目推進產生一定影響。巴基斯坦主要創匯部門紡織業受新冠疫情沖擊，迫使巴方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緊急貸款，國家面臨財政壓力。我國與英國的核電合作也由于新冠疫情引發的意見分歧而存在風險增加的可能性。

投融資風險增加。向東道國提供優惠融資是俄羅斯核工業企業屢屢斬獲海外核電大單的重要保障，其出口買方信貸的綜合貸款利率能達到3%~4%;而為了促進核電出口項目融資，近期Rosatom正在嘗試在新項目中采用私人投資者直接出資或共同出資的新模式。我國核能國際合作東道國多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大規模投資項目融資能力不足、政府擔保弱化等問題，優惠的買方信貸條件、出口方參與投資是核能國際合作東道國提出的普遍訴求，對我國核能企業海外投融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球新冠疫情一方面增加了東道國的債務壓力，海外評級機構降低國家信用評級，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降，信貸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對我國核能及相關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負面影響，企業資金壓力增大，削弱了海外項目的投資能力。總體上看，新冠疫情導致我國海外核能合作項目的金融資源保障能力下降，同時也增加了海外項目的綜合融資風險。

我國核能國際合作風險管理策略

01 發揮政府在管控核能國際合作政治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

建立由相關政府部門、主要核能及供應鏈企業集團以及相關金融機構組成的國家跨部門協調機制，明確國家核能國際合作頂層戰略設計，將核能合作納入金磚合作、東盟合作、“16+1合作”等多邊合作議題;加大跨部門統籌協調力度，定期協調解決核能國際合作重大項目遇到的政治、外交、融資問題;綜合發揮國家外交、財稅、產業、信貸等政治經濟組合拳優勢，為企業主體有效管控核能國際合作政治外交風險提供堅強支持。

02 提升核能國際合作項目的抗風險能力

提升自主核能技術的市場競爭力。一是推動國內項目批量化、規模化建設，通過設計優化、標準化提高自主核能技術市場競爭力。二是加大主設備、關鍵材料、基礎軟件等方面的科研投入，補短板、強弱項，提高供應鏈自主化水平，有效規避知識產權風險。

提升核能國際合作項目預期效益。充分考慮各利益相關方訴求，與政府部門開展有效協作，力爭與東道國合作主體簽訂購電協議(PPA)、差價合約(CFD)等類型協議，保障項目營收穩定性。借鑒芬蘭電力用戶參與電廠投資、承諾以成本價從電廠購電的Mankala模式，引入東道國大用戶共同參與海外核能項目投資，分散投資風險。把握人民幣國際化機遇，積極倡導核能國際合作項目實行人民幣計價結算，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為東道國提供多樣化解決方案。我國高溫氣冷堆、模塊化小堆等新興技術逐漸走向成熟，核能應用正逐步擴展至供熱、制氫、海水淡化等多樣化場景。我國核能企業要加大科技創新力度，考慮不同的技術適應性與配套基礎設施要求，開發涵蓋不同容量規模、滿足電力與非電力需求的系列化核能技術產品，滿足不同國家多樣化的核能用途需求。

03 強化海外重大項目投融資資源保障能力

建立針對海外核能重大項目的特殊融資政策。一是優化海外核能重大項目的融資支持政策，對海外核能重大項目融資利率、信保費率等給予財政補貼，擴大國別保險限額，放寬銀行政策性業務的經濟指標考核約束。二是設立專門針對核能國際合作的“兩優”貸款融資額度，延長貸款期限，配套制定優惠的政策性利率，提高融資條件吸引力。

促進核能全產業鏈共同參與海外核能重大項目投資。俄羅斯采用BOT、BOO模式通過投資帶動核電技術、服務、裝備出口，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國應發揮核能全產業鏈優勢，順應國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向“投建營”一體化模式轉變的發展趨勢，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主體的聯動合作，促進核能相關設計、建設、運營、設備等單位直接參與投資海外核能重大項目，推動核能全產業鏈抱團出海，促進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

推動海外核能重大項目融資模式創新。一是建立國家核能產業海外投資基金，重點支持核能出口項目和核能產業鏈項目開發。二是支持銀企合作創新商業模式，促進核能企業與銀行間形成“優惠貸款利率+投資收益轉讓”的共贏發展模式。三是引入國際金融機構作為國內銀行的補充，促進融資來源多元化。四是借鑒Rosatom融資模式創新實踐，選擇合適時機，在海外核能合作項目中引入私人資本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