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的福島核事故讓核工業陷入了復雜的境地。在日本，政府至今仍沒能提出明確的核能政策，而其他一些擁有核電站的國家和地區，如德國、比利時、韓國和臺灣，已經將關閉核電站提上日程。

歐盟針對核電退出與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提出了全面復蘇計劃，其重點為綠色復蘇。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但在可再生能源成為主流的同時，核能在歐洲的地位已經下降。

在全球范圍內，對高效、零碳的核能的需求正在擴大，尤其是在經濟和電力需求大幅增長的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預計到2040年，核電發電量將較2014年提高9倍，從1350億千瓦時增長到1.2萬億千瓦時。屆時，中國一次能源消費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將大大降低，其中燃煤發電占能源的35%，其次是可再生能源，占27%;石油占18%;天然氣占7%;核能占7%。2019年，核能僅提供了2%的一次能源消費。

主要出口國

受福島核事故影響，之后的幾年里，中國新的核電站建設都沒有得到批準。直到2019年才恢復了審批，中國政府為福建省漳州核電站1、2號機組和廣東省太平嶺核電站1、2號機組頒發了建設許可證。所有項目均采用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三代“華龍一號”核反應堆技術。9月2日，擬于海南昌江和浙江三澳建設的兩個項目獲批，投資超過700億元。除了在國內建廠外，中國還加大了核電出口力度。2013年，中國政府將促進核反應堆出口的政策定為國家戰略，并與“一帶一路”倡議共同推進。

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通過整合國有核電企業來打造巨型核電集團，這也是加強國家核能產業全球競爭力的一部分。中國也一直在推動國產核反應堆的發展。除了“華龍一號”等壓水式核反應堆外，中國還在開發被稱為ACP100的多用途小型模塊化反應堆，以及所謂的第四代高溫氣冷堆。在上述核技術的支撐下，中國獲得了不少海外核電站建設合同。中國國核投資由法國能源集團(EDF)牽頭的英國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電站建設項目，隨后雙方又簽署了在英國布拉德維爾核電站建設華龍一號反應堆的協議。

中國還與阿根廷簽署了在該國建設“華龍一號”反應堆的合作協議，并與伊朗商定為其提供兩座核反應堆，另一個由中國設計的反應堆正在巴基斯坦建設。中國還在東歐、中東和南美的在建項目中合作建設中國研發的核反應堆和高溫氣冷堆。中國作為核電出口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也是國際核電貿易結構最大的變化。

核能風險

核能是一種具有高度戰略意義和政治敏感性的技術，有潛在可能使一個國家獲得核武器。這種戰略意義使許多國家不顧挑戰的使用核能。從這個層面上說，全球核電貿易不僅僅是一種商業活動，也涉及國際安全。例如，低濃縮鈾可用于生產核電站的燃料，而高濃縮鈾則可用于制造核武器。

伊朗在核能和平利用術方面得到中國的支持，但伊朗一直堅持在國內生產濃縮鈾。有人擔心，中國從人才、技術和法規方面介入以新興經濟體為主的新核電市場。美國能源部長丹·布魯伊萊特聲稱，從國家安全和核不擴散的角度來看，許多具有地緣政治重要性的新興國家，主要向中國和俄羅斯尋求建造核反應堆所需的技術支持，這是有風險的。美國需要通過促進核技術、設備和燃料的出口，以及資助先進技術的研究，來奪回其作為世界核能領導者的傳統地位。

中國核工業在福島核事故后復蘇，除了加強了包括法規和人員在內的安全體系，也是為了滿足大幅增長的能源需求，應對國內大氣污染防治。中國政府對核能進行了重新評估和定位，將其與可再生能源一起作為清潔低碳能源，并開始積極推廣。例如，中國提出將海南打造為“清潔能源島”，因為海南的核電已經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電力需求。

與中東的關系

中國推動核能清潔低碳的戰略，也體現在其有關氣候變化和零排放的政策中。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表示，中國的目標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實現碳中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始引領世界。拜登在其總統競選中也傾向于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如今，中國通過核電業務加強與中東地區國家的聯系，擴大了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2016年1月中國領導人訪問中東期間，與沙特、伊朗簽署了合作協議，并與伊朗商定在該國建設兩座“華龍一號”反應堆。2012年，沙特與中國簽署協議，加強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2017年，中核集團與沙特地質調查局簽署了勘探和評估鈾、釷資源的諒解備忘錄。

伊朗因涉嫌發展核計劃而在國際上仍處于被孤立狀態，以色列和美國等國也對沙特表示擔憂。此前8月有報道稱，沙特在中國的幫助下建設了一個從鈾礦石中提取黃餅鈾精礦的設施，但沙特政府予以否認。這些案例表明，中國近期的核能政策主要涉及大規模核工業，公私部門都服務于國家利益，以提高國家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日美迫切需要面對中俄在核能利用領域日益提高的影響力。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國推廣核電站可能帶來的風險，保持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通過出口核電站在國際核能市場上建立存在感或許是一種有效的政策。但考慮到福島核事故后，日本公眾對核電的支持率較低，實施這一政策顯得異常艱難，日本國內核電站的重啟也進展緩慢。

此外，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開發的核電項目相比，日美等國主要由私營企業主導開發的核電站，其安全和運營風險較高，價格競爭力較低。因此，核能利用方面的挑戰在未來仍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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