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03年丁大釗住院時學生們為其慶生

2003年1月的一天，北京友誼醫院的一間病房里，我國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核工業功勛，69歲的丁大釗正忍著病痛，對守在病床前一直照顧他的幾個學生布置最后一道“作業”：“你們幾個都不許當官兒，要專心搞研究才有前途……”

學生們默默聆聽著恩師的“訓誡”，心里都知道，丁老師是拿自己的一生為他這句臨終囑咐進行了“背書”，他也是在用最后的氣力，為他們指明通向未來的道路。

01、從“混日子”到中科院物理所

丁大釗出生于蘇州一個賬房先生家，四歲時，父母嫌他在家吵鬧，就送他進了小學讀書，但他一直“混日子”，直到初三才喜歡上學習，高中時才熱愛上物理。

1955年10月，丁大釗從復旦大學畢業后，經過約三個月的專業基礎補習，于1956年初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宇宙射線組工作，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套測量宇宙射線強度用的計數管望遠鏡。他在實驗室從手工活開始做起，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經過幾個月的功夫，就完成了宇宙射線強度用的計數管望遠鏡系統的研制，并在實驗室開始記錄宇宙射線強度。

02、被王淦昌點名調入杜布納聯合所

宇宙射線組的創始人是王淦昌，由于他擔任的職務較多，工作十分繁忙，初到實驗室的丁大釗并沒有太多機會能見到他。在9個月的工作期間，兩人只有大約五六次短暫接觸。

1956年9月，王淦昌代表中國到前蘇聯建立的國際性科學組織——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參與建設當時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為了培養中國自己的科學試驗人才，王淦昌從中國調來兩位年輕同志來課題組。之前短暫而有限的幾次接觸中，丁大釗勤懇又認真、踏實而嚴謹的工作態度給王淦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點名從國內調丁大釗來到杜布納聯合所課題組。

丁大釗(右)與王淦昌一同工作

丁大釗對王淦昌充滿了敬畏之心，對成為王的學生感到很幸運。后來，他還曾跟自己的學生回憶王淦昌怎么教他做學問：“要一次性把探測器的部件全部拆卸下來，拆的過程中就需要把每樣東西編號，然后再原樣完好地裝上去，如此一遍，就把探測器的原理搞清楚了。”

03、足不出戶，卻很有科學遠見

1958年，課題組研究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作為研究者之一，丁大釗年紀輕輕就在粒子物理研究領域嶄露頭角。1960年，他堅決辭謝了蘇方實驗室挽留他繼續學習工作的邀請，回國參與我國當時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他負責的實驗小組為完成氫彈研制所需部分基礎數據的測量做了大量工作。

在學生們看來，丁大釗更像是個戰略科學家，他雖然身體不好，不常參加學術會議，讀書看報也很少，卻很有科學遠見，靠自己的積累和思考，一次次把握到學術前沿。

丁大釗(中)與同事討論工作

丁大釗的博士生、國核科學技術研究院原副院長夏海鴻回憶起一件事：“當時，我和另一個博士生的論文選題都是巨共振方面。丁老師了解到當時國際上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往溫度比較高的方向去做，另外一個是往自旋比較高的方向做，而且這兩塊都做得比較多了。他就在黑板隨便畫了一下，說：‘既然這兩個方向都是越高越好，同時高的話會不會有新的現象?’然后，他就讓我們去調研。我們調研完跟原子能院領導匯報，領導說你們找得很好，現在國際上正在研究這個方向。”

丁大釗的另一位學生、原子能院原副院長柳衛平博士生論文是在國內完成一半，在德國完成另一半，最終用英文寫成的。在丁老師指導下，他在國內很好地測量了太陽中微子的反應。在德國工作的選題基礎上，丁大釗在幾個方向中很有遠見地建議他選中微子的吸收截面測量。后來這個研究工作很成功，從兩個方面對相關領域做出了貢獻。

04、“丁老師會提一些刁鉆古怪的問題，讓我高度緊張”

在學生們眼里，丁大釗算是那個年代的學術“怪咖”。他天資聰慧，教學極其嚴謹，對學生要求嚴格苛刻。

“我1996年跟丁老師讀博士，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把我問蒙了。我那時候用‘量子分子動力學’來研究中高能核反應。他說：‘我們是做原子核物理研究的，怎么還與分子尺度有關系呢?’這個問題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丁老師是為了點醒我，做學問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丁大釗的學生、國家電力投資集團中央研究院原黨委書記、院長樊勝回憶說。

樊勝讀博士期間每兩周給丁先生做一次當面匯報。每次匯報完出門的時候，他都滿頭大汗，連襯衣都濕透了：“因為丁老師會不停地提一些刁鉆古怪的問題上讓我回答，讓我高度緊張。”他解釋說。

05、帶著學生逐字逐句地把論文從170頁改到120頁

丁大釗對學術論文要求很高，要求學生一定要跟他講清楚數據來源，有時候甚至要當著他的面，把涉及到的公式推導一遍。樊勝的博士畢業論文第一稿寫了170頁，后來丁大釗和他一起逐字逐句地修改成120頁。“文中有一句‘這是國際研究的一個難點’，丁老師問下此評論的依據是什么?我講完我的理由，丁老師就給我介紹這個問題的起源、國際現狀等等，然后說：‘這是一個研究熱點，但不是難點，科學問題，措辭一定要十分準確。’”

跟隨丁大釗讀博前，夏海鴻在一個討論會上聽到丁大釗發言，覺得他說的有些地方不太準確，就去找他“理論”。年輕氣盛的夏海鴻說話還有點“沖”，但丁大釗不僅沒惱，還問夏海鴻愿不愿意跟著他讀博。

1995年，夏海鴻還真就跟隨丁大釗讀博了。他還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丁大釗講的一句話：“先學會做人，才能搞好科研。”

夏海鴻的博士論文，丁大釗跟他反復改了很多次。“丁老師有個特點，腦子轉得很快，手就有點跟不上，字就寫得‘龍飛鳳舞’，而且經常是繁體跟簡體混著用，有時還夾帶著英文，中文也是歪歪扭扭，跟英文差不多。”

柳衛平至今還保存著丁大釗為原子能院物理所和串列升級工程書寫的建議書，“丁老師的文章邏輯很嚴謹”。另外，他對丁老師的博聞強記記憶猶新，“每次去丁老師家里請教工作，他對核物理工作上的細節、國外知名科學家的見解都是娓娓道來，一字不差，令人驚奇”。

06、不許做官、不讓出國、不說情幫忙的“霸道”導師

讀碩士期間，樊勝已發表了8篇論文，但跟隨丁大釗讀博的兩年半里，卻只發表了1篇學術論文。不是他不寫，而是丁大釗對論文的要求標準極為苛刻。

“他認為沒有達到他期望標準的，都不允許我發表。”樊勝無奈地說。后來他到了北大，又發了不少的文章。“我也跟丁老師講，不發表論文我就沒法評職稱，我怎么養家糊口啊。”

聽了樊勝的“訴苦”，丁大釗不再反對他發表論文，但卻劃了紅線：“你要把研究工作做得嚴謹、扎實、完整以后，才能發表。絕不容許把一個研究拆成幾篇文章。另外，我沒有審查過的文章，就不要寫我的名字了。”

在原子能院中子物理研究室，夏海鴻很早就有擔任行政管理職務的機會，但丁大釗一直攔著不讓他去干。夏海鴻也就老老實實地埋頭做學術。2000年，因為ADS項目，有一個研究所想請夏去當副所長。

“丁老師這次不攔我了，但他提了個要求，讓我每周把工作筆記給他看。他要求我要有40%以上的時間用來搞研究，剩下時間去做管理。”

樊勝評研究員的時候，十幾個人爭一個名額，競爭者都是他的師兄、老師輩的同事。丁大釗一點也不肯幫忙“說情”，最后樊勝是靠自己發表論文的數量優勢和科研成果評上了研究員。

丁大釗帶過5個博士都曾出國深造，但他們沒有留在國外，而是在丁老師的感召下，都義無反顧回到國內，后來個個都成了行業和學術的頂梁柱。盡管待遇比不上國外，他們卻很少抱怨。

“丁老師能夠對價值不菲的掛名和職務毫不動心，而是不計個人得失考慮全院、全系統和國家的利益。這一點對我們都影響深遠。”夏海鴻說。

07、特殊治療，用鐵籠子烤干自己

有一次，串列加速器升級工程的項目論證，需要到科技部要去開會。論證會召開前一周，丁大釗當時患了嚴重的帶狀皰疹，全身潰爛，一穿衣服就粘在身上。為了能及時參加會議，醫生為他弄了一個鐵籠子，丁老師躺在床上，脫光衣服，鐵籠子放在身體上面，用紅外線烤了一星期，把潰爛的皮膚和水泡都烤干，以方便穿上衣服，然后，他才去參加了答辯會。當時樊勝全程陪護丁大釗，他對這個“獨特”的治療過程記憶猶新。

2001年，丁大釗獲得何梁何利獎，原子能院電視臺采訪了他的學生和同事，進行了宣傳。丁大釗鄭重其事地說，這樣宣傳他并不好，也不科學。在科學上他能有幸做出一點點貢獻，離不開集體的貢獻和他人的幫助。他還告誡學生，以后不能再搞類似的活動了。幾天后，當報社的記者要來采訪夏海鴻時，他如實地轉達了丁大釗的意見。

丁大釗參加學術會議

08、靠搖搖馬套近乎的丁爺爺

丁大釗的心里除了事業和工作，還有親情。他在生活上如父親一樣時刻關心體貼著他的學生。

“我女兒出生時，他很高興，親自跑到北京城里仔細挑選了一堆嬰兒用品。在把東西交給我時，他還覺得不過癮，又讓我自己點了幾樣東西。很快，他又去良鄉把我要的東西買齊了。有一件燈芯絨的衣服我女兒穿了很久。丁老師家孩子少，沒有孫子輩兒，也很希望我女兒能叫他幾聲‘爺爺’。可我女兒就是不叫。丁老師就琢磨怎么跟她套近乎。他發現我女兒很喜歡去坐超市門口投幣放音樂的搖搖馬。丁老師就帶著我女兒去玩搖搖馬，由此跟我女兒建立起很好的感情。我女兒每次去丁老師家都滿地亂跑，比在自己家里還自在。丁老師總是求她：‘你能不能安靜5分鐘?’”夏海鴻回憶說。

丁大釗唯一的女兒丁靜回憶起父親也是滿滿的溫馨：“我六七歲起才有對爸爸的記憶。1972年，我們終于從湖北的五七干校回北京了。雖然一家三口住在10平方米朝北的小房間里，但是我們全家終于在一起了。我經常在周六晚上或周日早上，躺到爸爸媽媽的床上讓爸爸給我講西游記。每次都是我開頭，爸爸接下去講。他講故事總是既生動又形象，很吸引人，我覺得爸爸幾乎是無所不知。爸爸還喜歡京劇，在他的影響下，我也潛移默化地從討厭京劇到欣賞京劇。爸爸走后，每每想起他，我發現自己越來越敬佩他，同時很遺憾從來沒有跟他表達過自己的敬佩之情。”

09、“我什么時候都是你老師”

樊勝知道，雖然在科研上丁老師有點“霸道”，但在生活上，丁老師卻給他傾注了一個老父親一般的慈愛。

“有一次單位組織獻血，我抽血后去上班，路上遇到丁老師。聽說我剛獻了血就要去上班，他很不高興，責怪了我一頓。我挺不高興的，說我待在家里也沒事干，我是快40歲的人了，你還這樣訓我。他說那你也比我年輕啊，我什么時候都是你老師。”樊勝回憶。

1998年底，樊勝離開丁老師到北京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已經跟丁大釗的課題組沒有太大關系了。但丁大釗對他的學術支持還是一如既往。樊勝做研究非常需要一臺計算機，可當時計算機很昂貴，他一個月800元的補貼是一家三口唯一的生活來源。丁大釗就出錢給他買了一臺當時比較高級的“486”計算機。

樊勝去德國之前，跟丁大釗匯報了去那邊要做的工作。“他一聽就說，‘這個工作你做不了，你對實驗只有書本上的知識，缺少感性認識。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你先回原子能院來，我安排你在實驗室做一些試驗，來給你補補課。’根據丁老師的安排，我又回到原子能院，在串列加速器上跟隨別的課題組值班，三班倒地做了三個月的實驗。”樊勝回憶說。

出國前，丁大釗特地送樊勝一雙皮鞋，笑著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師希望你在國外好好干。”

10、未能實現的臨終“三愿”

丁大釗雖然對學生很大方，自己卻一生清貧，67歲之前都還住在一個70多平方米的沒有電梯的小公寓里，生命中最后兩年才住進了單位的院士樓。

因為在“文革”期間得了腎病未能及時醫治，丁大釗后來換過兩次腎，身體一直虛弱。為此，他總是覺得自己換腎花了很多錢，而自己做的貢獻還不夠，對不起國家。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還在病房里跟夏海鴻說：“我這輩子就是浪得虛名。”聽老師這樣謙遜和妄自菲薄，夏海鴻又難過又感慨。

有段時間樊勝在醫院陪護，丁大釗給他講到了自己的三個愿望：第一個是活過70歲;第二個是回一趟上大學后就再沒回過的蘇州老家;第三個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ADS建成。

“可惜這三個愿望丁老師生前一個也沒能實現。”樊勝說，“他那時還常常曾跟我們講起蘇州當地的一些逸聞趣事。”

丁大釗最后一次去友誼醫院住院期間，幾個學生輪流照顧他。有一天輪到夏海鴻照顧。中午剛吃了幾口飯，丁大釗就急忙跟夏海鴻說有幾件后事要交待。

“我勸他時間還多得很，待午睡后再說。但他還是忍不住把遺愿都說了，包括不發訃告、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遺體捐獻給北大醫學部等。他還把我們幾位學生的長處和短處作了客觀分析，并指出了努力方向。”夏海鴻回憶,“當時我聽得很清楚，每次提到我們時，他一再說的是‘子弟’。他對我們真的是當子弟看，我們確實把他當老師也當父親。”丁大釗生前早就簽好了遺體捐獻協議，執行人就是夏海鴻。最后，也是他跟師母一起把老師送去了北醫三院。現在學生們去祭奠丁大釗，只能去長青園公墓，因為那邊有一個刻有遺體捐獻者名字的紀念碑，丁大釗的名字就在其中。

立意高遠、學識淵博，既是導師，又是慈父和長者，丁大釗傳奇的一生，一直激勵著他的學生和廣大科技工作者們在崎嶇的科研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