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核電政策在質疑和不確定中推進，雖解企業一時之渴，難平民眾普遍之憂。

日本政府計劃明年夏季以后重啟7座核電站機組的決定，令世界關注。

受到2011年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的影響，日本政府在重啟核電政策的立場上相對謹慎。雖然長期有重啟核電的宏觀愿景，但是像岸田政府這樣有著明確時間表且規模巨大的重啟決定尚屬首次，可謂核電政策的“大躍進”。

三大考量推動政策轉換

自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引起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以來，日本政府已陸續累計重啟了10座核電站機組。但岸田政府核電政策轉變幅度如此之巨大，其背后的政策考量仍值得關注。

日本去年6月重啟的美濱核電站3號機曾發生冷卻管道破裂事故，造成5名作業人員死亡。 

首先，能源緊缺的現實迫使日本轉換政策。受到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等重大事件的影響，自今年以來，日本國內的能源供給持續緊張。日本的能源自給率不足20%，在西方主要國家中位居末席，今年5月份國會通過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中也把對外依存度較高的資源、能源安全作為重點領域來推進。

其次，日本國內利益集團加速推動政策轉換。岸田首相出身廣島，對核問題有著特殊的敏感性。但是，階段性重啟核電是自民黨的既定政策，早在安倍執政期間就已經對此進行落實。在日本政府8月24日舉行的會議中，“安倍派”出身的經產省大臣西村康稔以及經團聯會長十倉雅和悉數出席。此外，日本媒體曾報道多起政府機構與電力公司之間的金錢丑聞，利益集團之間盤根錯節的關系可見一斑。

最后，來自美國的政策壓力不容忽視。由于日美兩國間簽署了核能合作協定，日本自冷戰結束以來快速推進核能發電。今年年初，日美兩國就合作研發新一代快中子反應堆達成一致，客觀上要求日本政府需重啟核電才可能將相關技術規模化應用。另外，美、英、法、德等西方國家陸續調整核電政策，也為日本加速重整核電提供了理由。

日本核電將受長期質疑

一直以來，日本政府自詡其核安全政策為世界最高標準，但2011年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打破了其“絕對安全”的神話，相關各方對核電安全性的疑問一直存在。日本政府熟諳核電政策的敏感性，所以選擇了在7月份參議院選舉之后才出臺大規模重啟核電的政策。

然而，目前日本國內大多數核電站已經接近40年運轉年限，日本政府則施壓原子能規制委員會，建議在延長20年的基礎上繼續酌情延長使用期限，此舉無疑會進一步加大輿論對核電站安全性的疑問。

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造成的傷害仍在繼續。

廣島、長崎遭受“核爆”的歷史記憶尚未褪去，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所帶來的創傷依然沒有撫平，日本國內反對重啟核電的聲音從來沒有停止過。針對此番政府決策，來自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等在野黨均表達了反對意見。雖然輿論支持重啟核電的比例首次超過50%，但反對重啟核電的占比仍達四成左右，一旦日本政府在重啟核電的過程中發生任何細微的事故，就極有可能讓贊成與反對的比例再次發生逆轉。

此外，來自國際社會的質疑也會持續拷問日本的核電政策。日本政府公然將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產生的核廢水排放至太平洋，無疑是對海洋公共財的破壞，已經失信于周邊鄰國和國際社會。因此，重啟安全性存疑的核電站會進一步招致國際社會的質疑聲音，國際社會也會強化對日本核電政策的關切。

總之，日本的核電政策在質疑和不確定中推進，而激進的核電政策無異于“殺雞取卵、竭澤而漁”。雖解企業一時之渴，難平民眾普遍之憂。